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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觉得感情是浪费时间一种消遣，总是逃避着它；现在想拥有时，它却消失在我的周围。。。

何谓精神生活--以北京为例
作者：尹丽川

　　 说北京过的是精神生活，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里面至少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不好的意思：既然上海市民成都本能广州物质昆明日常，北京显而易见，没剩下什么用身体享受的地方，只好咬咬牙说，我们不缺精神生活；另一个也是不好的意思：精神是什么？跟脑袋有关，跟心有关--既是首领，又是心脏--这就是北京人的中心情结，总以为自己统领一方。

　　 我们今天所说的"北京"，是从伟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刻开始的。所谓宣布、广告天下，即是用话语传达权力。话语既为权力的表达方式，又为权力本身。谁在说话，谁决定一切。在政府的中心地带北京，话语的权力意志随处可见，渗透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提往昔那些铺天盖地的横幅口号标语，即使一声中性却毋庸置疑的"北京时间七点整"，也为全国人民制定了标准作息。这个时候，京城大街小巷，多数市民家庭的男女老少自觉自愿地坐在饭桌旁并打开电视。完全可以一边埋头喝汤一边完整地跟随新闻联播，因为听新闻比看新闻更重要，播音员的解说词决定了何种画面将为我们展示，甚至光听听播音员的语调即可了解世上又发生了什么。

　　 北京人的"侃"是出了名的。侃有两层意思，一是理直气壮地说，二是指用隐语、暗语交谈，即用一种区别于官方的、正式的话语方式来说。北京的侃爷满街都是，每个侃爷都打算用自己的一套话将你侃晕，告诉你人生的真谛和世界新格局。一方面，"侃"是民间话语对官方话语的消解。侃是随便的、不负责的、即兴的，这与官方话语的正式、责任重大、精心炮制形成鲜明对照；另一方面，没有一种话语不受权力意志的影响。身处官方话语的中心和发散地，北京人耳濡目染，不仅所谈论的事含有权力分子，谈论方式也带有权力的强迫性和指向性。北京市民对政治事件的关心指数肯定是全国最高的，更关键的在于大家热衷于就此发表见解，并使用高瞻远瞩的、决定性的口气，大概是新闻联播听多了的缘故。某天坐车，司机阴沉着脸，开到半路猛然蹦出一句：哎，你们说，怎么能让赵薇道歉就完了。依我说，该杀。

　　 但凡有官方消息的公布，立刻就有小道消息的传播。官方靠播音员的朗诵，民间靠大伙儿的神侃。你可以把耳朵伸到街头巷尾，哪怕在麻将桌边，人们也不忘讨论重大话题。国际形势稍有风吹草动，张大妈李大爷就在胡同口聊开了。上了一辆出租车，地道的北京司机跟你谈的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应该说，北京市民过着一种公民生活。公民，指具有本国国籍，并依据宪法或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这完全符合北京人的逻辑。北京人，指具有北京市户口，并依据宪法或法律规定，享有北京人的权利和承担北京人的义务的人。在官方话语最盛的城市，所谓权利义务的享有和承担便是形成民间的一套话语体系。北京人用"侃"来表明首都人民的精神取向、生活态度和评判能力，表达他们对世事的顺应和抗争。

　　 上世纪末，北京本土出现了一个好玩的人物，痞子英雄王朔。他的小说魅力是靠其小说中的人物侃出来的。王朔制造的玩世不恭的调侃方式迅速在京城传播开来，连原本端庄的姑娘都爱上了耍贫嘴；外省人却难解其中滋味，这绝不仅仅是方言和习惯用语的问题。正因为王朔和他的人物活在一个最敏感于说什么和怎么说的城市，一种说话方式才能上升为一种处世哲学，青年们试图用言谈中的吊儿郎当、开玩笑、色情和没心没肺取消我们自小收听到的正统言论中的价值取向：理想、爱国主义、高尚的道德和情操。如果换一个语境，调侃就失去了意义。跟一个蒙古人说"爱谁谁"、"我特崇拜您"，他们才不会觉得可笑。

　　 "侃"不是自言自语，"侃"需要同仁，需要聚众扎推。北京是一个喜爱圈子、划分山头的地方。圈子内有自己的话语模式，圈子就是权力。弱势群体比起个人来依然是强势的--这是大多数人的判断。所谓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实质上就是形态各异的圈子。要说北京的精神生活，不能不提到北京的艺术圈。很长一段时间，外地艺术家只有进入北京的圈子才可得到全国范围内的话语权。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一大批艺术中青年前赴后继闯入京城，接连不断的画展、行为表演、摇滚演出、实验戏剧，艺术家们在官方话语与民间调侃之间发出了另外的声音，以艺术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四合院式的精神环境。

　　 四合院确实比圈子、群落更具北京特色。给外人看的关于北京的照片，除了天安门故宫，最多就是四合院了。故宫不也是一个皇家四合院么。就像秦始皇喜欢修建长城把自己围住一样，北京的人们也喜欢居住在四面围墙之内。街上的老四合院虽然拆得遍体鳞伤，但四合院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体系仍然延续下来。外人看不到四合院内的景象，于他们只有院内院外的分别。院门虽是敞开的，但面对外人的先是一面照壁，只有绕过它或学会飞檐走壁，才能入得院中，窥见端倪。

　　 院内有次序井然的长幼尊卑。正房居中，两侧为东西厢房，还有给新来者居住的煤棚。不管是心理上的圈子还是实际空间出现过的圆明园艺术村、东村、树村、通县画家村、宋庄等，话语权、享有名利程度、进京时间长短以及是否会"混"决定了院内人布阵的格局。"混"在北京比流浪北京更形象。真正的流浪者，方向应该是新疆。真正决定玩地下的，存在于全国各地的偏僻角落，甚至一生不为外人所知。来到京城接近一个艺术圈，本身就是靠近主流的行为。这里的主流，仅指"同流合污"者。"混"也并非贬义--所有来京城的人，我想都是需要被承认的。与他人有关的事，怎可能没有人际关系。

　　 院落的围墙是相隔也是保护，有利也有弊。数年卖不出画的穷画家，极为拮据的摇滚乐手，困窘潦倒的诗人，他们在"自己"的庭院内被理解，并因为他们的创作或者执著精神而受到尊敬。但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了与现实生活的偏离和与普通人的日益疏远。所有的墙都是应该被推倒的，只是需要时间和心愿。

　　 四合院的好处一目了然：一个共存的、不断补充新鲜血液的艺术环境有利于大家互相学习和共同进步，在精神上物质上彼此支持，一个渐成体系的艺术领域有利于与外界接触并推广自身。同时它的可疑之处是，掌握着话语权的评论家和功成名就的艺术家占据着正房，对于局外人，对于艺术作品的购买者和欣赏者，他们时常为这种四合院式的格局所扰，以至于欣赏口味被人牵引，如果不是说受人所制。四合院对外有围墙对内有次序，这实际上是艺术精神所反对的：隔绝与权力。

　　 四合院式的围墙和次序，同样禁锢了北京市民的思维。部分北京公民在行使公民发言权之时，自满和排外的情绪也乘机暴露无遗。他们分不清公民和北京公民的区别：那就是，没有区别。北京公民不比公民更特殊，绝没有权力干涉其他人居住在北京的权利。政府长期的特殊呵护政策助长了北京人的自我中心意识，滋养了市民普遍的骄横、自以为是和怨天尤人的恶习。"北京市户口"一度成为外乡人的神话，真正的"北京人"的象征。一位北京大妈在回答记者关于本城交通堵塞的问题时说，本来没这些问题，都怪那帮外地人，推着平板车乱窜。我真想问问这位大妈，您手里提的菜是打哪儿来的？但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即使外地人在这里不卖菜不建楼只天天晒太阳，我们也没丝毫权力说半个"不"字。事实上，没有一座城市是由"本地人"兴建起来的。

　　 历史上最初的城市乃是买卖市场。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云集此地，交换物品、语言和生活方式。一座城市之所以兴旺，是因为这里的包罗万象使得人们能够选择和各取所需。交流是这一切的前提。所谓交流，就是各人带来自己的产品和想法，再带走别人的。一匹丝绸包含了中国文化的阴柔，一把玉米闪烁着南美的阳光和智慧，一包胡椒和一个中国瓷器的交换，就是阿拉伯人和中国人相互了解的起点。因为交流，局部才能汇聚、拼贴为整体。因为交流，才会不断涌现新生事物。城市具有的开放性是城市魅力的根源，这与农村的封闭性形成鲜明对比。并不是说农村相对单一的生活劣于城市多样性的生活--人们有权选择单一性的生活，但人们更有权知道还有另外的多样的生活方式存在，并最终选择其中一种或几种。

　　 那些最迷人的大城，无一不是最具包容性的城市。如果没有外来者，就没有我们心向往之的古希腊的雅典、上世纪初的巴黎、上世纪中的纽约。如果没有外来者，今天的北京实在是个不值一提的地方。一碗炸酱面和一个故宫只具备吸引外国旅客一日游的资格，一个天安门国人在电视机上看看也就罢了，怎能让无数青年怀揣一腔豪情纷纷搭上进京的列车？幸好，北京在事实上成为了今日中国最具包容性的城市：任何一种生存方式在这里都是可能的，尤为吸引人的，是你可以在此找到同道。我见过多少人窒息在他们的家乡，因为无人说话而独自借酒消愁。而在北京，你总能在一个角落碰到和你际遇相似的人，即使你碰不见，在心理上也觉得有那么一些人与你同在。没有人赶赴北京定居是为了享受人生。这里没有蓝天和新鲜空气，没有美好的河水，没有成都的吃和上海的时尚，简言之，没有光鲜诱人的物质生活。但如果你想在这世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声音以最快的速度被别人听到，那么还是请你来到北京。在这里，有无数血红的舌头；在这里，话语即一切；在这里，或许你说得更多，或许你什么都不想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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