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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觉得感情是浪费时间一种消遣，总是逃避着它；现在想拥有时，它却消失在我的周围。。。

何谓城市生活--以哈尔滨为例
作者：王梦马

　　 【 两条媒体禁令 】

　　 哈尔滨是一个拥有诸多禁忌的城市，比如：在饭店吃饭不能大声谈论黑社会（也许饭店老板和邻座大哥就是黑社会老大）、在街上行走不能直视其他女人的身体（因为这种没有得到允许的直视而导致的街头流血事件屡见不鲜）、晚上11点之后单身女性不能孤身上街（由此而带来的后果不出于劫财劫色）--虽然这诸多禁忌都带有哈尔滨的地方特色，但是，最独特、最能够体现哈尔滨作为一个侨民城市特点的，还是如下两条媒体禁令。

　　 一条禁令是：哈尔滨的大小媒体不能够称呼哈尔滨为冰城。 在全国范围内，冰城哈尔滨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共识性的概念，相当于春城昆明、花城广州，恰当而且准确地表述了哈尔滨旅游方面的资源与特色，不带有任何地域歧视的味道。这条禁令诞生的准确日期已经不可考证，目前知道的是，禁令大概诞生于十多年之前，发出禁令者是哈尔滨的某任市长或者市委书记。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同样铁打的是有关禁令的执行情况。虽然发出禁令的人已经不在岗位， 但是，无论是禁令的监察部门（媒体审查机构）还是执行部门（媒体从业人员）都知道，对于威权的尊重需要某种象征性的表达--禁令如同种性，需要代代相传，融入血脉之中。

　　 这条禁令产生的理由很简单。 当时，旅游经济一片红火，作为北方大城市， 哈尔滨的冰雪旅游资源是诸多国内游客的潜在消费目的，同时，招商引资也成为衡量一届政府工作的重要标准。这位政府官员在考虑和比较了全国各地的旅游开发以及招商引资之后得出结论：哈尔滨的小名"冰城"要不得，不好听，冰天雪地，吓跑了游客和投资，哈尔滨的媒体以后不准称呼哈尔滨为冰城，应该称呼为"东方小巴黎"或者"塞北江南"之类的，向巴黎和江南看齐。

　　 姑且不论哈尔滨和巴黎与江南的距离究竟有多远，单独分析这条禁令，可以得出哈尔滨的一个重要的后现代式的性格特征：模仿--现如今的城市流行文化符码，大致都可以用"模仿"来解读，唯独在哈尔滨，模仿不是一个新兴的市民文化概念，而是一个城市标志。 其根源在于，哈尔滨是个仅有100年历史的新兴城市，其城市文化以及市民性格的形成，得益于在城市成型时期外国侨民的大量涌入。外国侨民带来的是对各具特色的外国文化的模仿，40年间，外国侨民的族群发生了多次变化；40年后，侨民全面离开，交还给中国人自己使用的哈尔滨立刻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全国人民在赶英超美斗资批修，哈尔滨满大街都是欧化风情和修正主义味道，没有一点点能够说得上民族的东西，于是，只有模仿才能够挽救这座城市。这次模仿的是传统文化。紧接着，改革开放，当传统受到质疑、欧化全面开花的时候，哈尔滨的欧化风情已经被销毁得差不多，除了补救之外，剩下的惟一途径，就是模仿，在模仿欧美和模仿江南之间摇摆。百年的城市历史，就是百年的模仿史。至于哈尔滨自己独有的特色--冰城，此时则成了一个经济不发展的替罪羊。

　　 哈尔滨之所以抛弃"冰城"这一称呼，归根究底在于它的没有历史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自信。向巴黎和江南看齐， 意味着向历史和特色看齐，而哈尔滨的历史，同样属于禁区。

　　 媒体的第二条禁令就是，不允许出现"中东铁路"的字眼。

　　 中东铁路属于中国近代史的概念，正统史学观点认为，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象征。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1896年5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沙俄政府向李鸿章发出邀请，在莫斯科与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御敌互助条约》（史称《中俄密约》）。条约第四款规定"俄国为将未来远转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许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1898年4月，沙俄中东铁路局工程师施特洛夫斯基率队抵达一个叫作"田家烧锅"的地方，花了8000两银子买下了"田家烧锅"的产权作为中东铁路局的临时驻地--从此诞生了哈尔滨。 伴随着中东铁路而来的，是哈尔滨的迅速崛起和鼎盛。在短短20年时间里，哈尔滨由一个靠近松花江的渔村转变成为远东地区的商业中心（和南方的上海相提并论）。 现有的哈尔滨市区规划以及名称，依旧是当时的图景， 唯一的不同点在于出现了一个动力区（50年代，中央政府在动力区建设了三个大型重工业工厂，因而得名）--这也算是百年历史中，哈尔滨在后50年里发展的象征。哈尔滨的南岗区， 在同城几个区中是相对富裕的地方，因为这里是现如今的商业中心。在南岗区，有一个显著的城市颜色--黄色。从与道里区相邻的火车站开始，一直到哈尔滨工业大学， 许多建筑的墙上都刷成黄色，这些建筑包括医院、工厂、学校、博物馆、商店等等--这些建筑都是中东铁路局的房子。

　　 然而，中东铁路已经成了哈尔滨的一个禁区。所有人都知道，哈尔滨曾经有过许多外国人，却没有多少人知道， 这些外国人为什么来到哈尔滨。由于外国人建设了哈尔滨，因而，它必须从这个城市的历史上走开--正统史学观点认为，外国人来到中国只会烧杀抢掠。这种对历史的不能正视，固然有着政治方面的原因，从某种角度来说，它也恰恰反映了哈尔滨人的一个性格特征：喝酒时哥俩好，转过头不认识--侨民建设了哈尔滨，转眼之间就被抹掉。同样是由于侨民而辉煌，由于有着经济规则的约束，上海的城市性格中有着尊重合同的成分，虽然斤斤计较，但是言而有信。哈尔滨却与之不同，一方面是侨民带来的经济规则，一方面是山野村夫提倡的"土匪"哲学。"土匪"哲学的特色是拳头主义、地域歧视、生存观念。在豪爽的外表的背后，隐藏着诸多草根主义的生存第一意识。

　　 【 土匪与侨民 】

　　 距离哈尔滨最近的有名一点的城市，要算牡丹江，因为这里的宁安县是古代的黑龙江省的中心--从唐朝的黑水 到清朝的黑龙江将军府，古代笔记里关于黑龙江的记载，很大一部分集中在这个县城，县城不远就是有名的风景区镜泊湖。然而，宁安县不如海林县，因为海林县有个威虎山。除了水泊梁山， 威虎山的座山雕，可以算是中国最家喻户晓的土匪了。

　　 从哈尔滨建城之日起，土匪的骚扰就没有停息过。近50年来最有名的土匪，要算是10年前毙命的乔四--2001年11月1日，乔四手下的头号杀手李正光在北京伏法，新华社发通稿，而在哈尔滨，所有的报纸都把这一本应发头条的新闻处理成报屁股。如今的一些哈尔滨人，依旧津津乐道于当年的乔四。相较于其他城市的文化或者经济上的自豪感，哈尔滨的自豪感，似乎少不了些"匪气"。

　　 哈尔滨的街道，很多以中学历史课本上的名字命名，比如靖宇大街（杨靖宇）、尚志大街（赵尚志）、一曼街（赵一曼）。这些名字，传统历史课本把它们定位为烈士，因为他们抗日（对于日本，哈尔滨有着特殊的因缘，以至于在媒体工作的人，处理关于"抗日"的稿件时大多比较慎重，搞不清楚哪位城市的上层成员和日本有特殊关系）。 如果抛去所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干扰，单独地看他们的行为方式，那么，会出现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正统意义上的坏人座山雕也是抗日的。当时啸聚山林的土匪，很大一部分都是抗日的，他们大多团结在原张作霖部队的周围，而张作霖，则是东北有史以来最大的土匪头子。

　　 "土匪"哲学塑造了哈尔滨的城市性格，而侨民则塑造了哈尔滨。和烈士相对应的，哈尔滨的能够数得出的特色， 莫不和外国侨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当地人骄傲的秋林商场和马迭尔宾馆。除了商场和宾馆这两种商业行为之外，秋林和马迭尔，更代表着哈尔滨特有的生活方式，秋林列巴（列巴，俄语，面包的意思）与红肠、马迭尔雪糕。秋林和马迭尔，都是外国侨民遗留的名字--这座城市，就是一座烈士和外国人交相辉映的城市。同样的景观，还有索非亚大教堂（前某工厂仓库，现改名为建筑艺术博物馆。虽然这座教堂在亚洲地区有着它独有的建筑特色及价值，但是以一座教堂旧址的区区地方以及几张老照片，就敢于自称博物馆，也算是哈尔滨人的"胆量"）。哈尔滨最大的教堂尼古拉教堂早就尸骨不存，变成了一个交通环形岛，下面是地下商业街，上面是一个玻璃罩子加一电线杆型的城市标志。介于被"博物"起来的索非亚教堂和尸骨无存的尼古拉教堂之间的，则是保存着一节腿骨的圣伊维尔教堂，其教堂主干现如今是某工厂废弃的车间，不远处还有一个独立小房，上面残存着一幅马赛克镶嵌画--估计这个小房曾经当过工厂的传达室。圣伊维尔教堂的发现者，诗人桑克在一首诗中写道："他蹲在警校胡同/工地搅拌机旁，不可能看见/圣伊维尔教堂虚幻的葱头顶。"

　　 哈尔滨曾经是教堂之城，在这座中等城市里，曾经有着接近百座的教堂与寺庙，涵盖了几乎所有宗教：东正教教堂、基督教教堂、伊斯兰教清真寺、犹太教教堂。侨民带给哈尔滨的，除了教堂，还有许多个第一，比如中国的第一次"选美"，中国的第一个啤酒厂……现如今，不仅圣伊维尔教堂变成了虚幻， 侨民所带给哈尔滨的一切，几乎都变成了传说中的故事，在"土匪"哲学的操控之下，变成了一种扭曲的文化图景。

　　 【 音乐与流亡 】

　　 能够说明哈尔滨有文化的，莫过于音乐了。这里有着一个著名的紫丁香音乐厅，位于中央大街，原名哈尔滨音乐厅，始建于1926年，隶属于哈尔滨歌剧院。中国的大部分城市，都有着歌舞团的文化建制，歌剧院却绝对属于稀有动物。并且，这个歌剧院的确演出过许多名副其实的歌剧比如，《茶花女》、《货郎与小姐》，创作了《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等20余部大型歌剧、音乐剧，并且诞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比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乌苏里船歌》。在歌剧之外，哈尔滨还有每年一度的"哈尔滨之夏音乐节"，截止至2001年，已经举办了28届。而在哈尔滨的市民中，学音乐几乎是所有孩子的必修课，有钱的学钢琴，没钱的弄把笛子也行。根据新华社2000年的报道：目前，哈尔滨市民家中拥有钢琴达2万台左右--对于一个下岗职工遍地的重工业城市来说，这个数字是不可思议的。

　　 即使在音乐方面，哈尔滨人的态度也是暧昧的。一方面，哈尔滨的音乐来源于外国侨民，确切地说，来源于犹太人。另一方面，哈尔滨人在音乐方面的态度以及行为，也体现出"土匪"哲学的影响--除了其固有的山野之风外，便是模仿城里人，尤其是城里的外国人。音乐作为外来侨民留下的遗产，哈尔滨当之无愧地接收下来--如同对待教堂：接收，然后砸毁，或者改建成工厂。另一方面，音乐还带有实用主义的性质。虽然是重工业城市，城市市民从阶级成分而言大多是受苦受难的工人阶级（在解放前，哈尔滨的市民结构一直分成侨民和中国人两个阶层），然而，他们都知道，音乐是身份的象征，意味着可以超越阶级局限，跨进另一阶层，学音乐在这里成为了一种谋生的手段。

　　 同时，哈尔滨人在听音乐的时候，其"土匪"哲学发挥得淋漓尽致。一个表现是，所有的音乐来者不拒，从歌剧到摇滚到流行，从美声到民族到通俗，所有的音乐演出都是人满为患（甚至包括诗歌朗诵会）。第二个表现是，听音乐不买票。即使有着如此众多的听众（很难称他们为音乐爱好者或者发烧友），音乐会依旧入不敷出；一场音乐会结束，观众之间炫耀的不是对于音乐的理解，而是自己搞到了票以及搞到了多少张票。第三个表现是，听音乐类似于听二人转--音乐会的场面之壮观与喧哗，似乎是大部分城市的通病，然而，哈尔滨是有着百年音乐会传统以及音乐普及教育的城市，去听音乐的，能搞到票的，不能够说是乐盲。

　　 哈尔滨音乐来源于犹太人。 哈尔滨曾经是近代犹太人在东亚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1894年第一位俄籍犹太人迁居哈尔滨，到1985年最后一位犹太人阿哥列在哈尔滨去世，犹太人在哈尔滨共生活了91年，人口最多时达2.5万人，在此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体系。秋林商场的老板秋林、马迭尔宾馆的老板约翰·加思普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在哈尔滨生活期间，曾有大批犹太艺术家到哈尔滨演出，如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海斐茨、斯特恩等。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著名音乐教育家、小提琴家格·斯·特拉赫腾伯格曾长期担任哈尔滨交响乐协会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演奏家和音乐指导。《乌苏里船歌》作曲者之一汪云才就出自特拉赫腾伯格门下。

　　 现代哈尔滨的出现，使在漫长岁月里失去家园而流亡漂泊的犹太人获得了新的"避难所"。二战结束，犹太人纷纷离开哈尔滨，目前留下的最大遗址，除了秋林商场之类的商业象征之外，就是犹太人公墓了。2001年，以色列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欧慕然专程赶到哈尔滨，祭拜安葬在这里的祖父。据说，犹太人公墓还埋葬着以色列前总理拉宾的亲属。犹太人公墓的原址，现在改为文化公园。由墓地而文化公园，充分体现了哈尔滨人对于犹太人文化方面的认同。

　　 和犹太人的流亡身份相对应的，便是哈尔滨的白俄痕迹。如今的华梅西餐厅，便是俄式大餐的典型，可以类比于北京的"老莫"（莫斯科餐厅）。只不过，"老莫"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身份和消费极限的象征，而华梅西餐厅，虽然有着同样的价格昂贵传统，却已经转变成了东北农家菜模式。也许二者不同的根源在于，"老莫"代表着十月革命，而华梅西餐厅却代表着应该被改造的帝俄时代--白俄大量涌入并且进入普通哈尔滨人的日常记忆，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这群贵族流亡者和亡命之徒， 很恰当地和哈尔滨特有的侨民与土匪性格结合起来。现如今，关于白俄的最普遍的大众记忆模式，大多集中在白俄的妓女身上，尽管这是当时的中国人消费不起的。前几年，随着苏联解体，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女人来到哈尔滨捞世界，又让哈尔滨人回忆起了"白俄妓女时代"。如果说犹太人的流亡留给哈尔滨现世的文化消费（音乐）、商业经济（秋林商场、马迭尔宾馆）、日常生活（面包、红肠、雪糕），白俄的流亡，则带来了回忆--一座没有历史的侨民城市，能够被回忆起来的，又剩下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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